摘要：在近代中国的历法改革运动中，伴随着具体的改历措施，时人也不断改换历法名称“西洋历”(西历)被改称为“太阳历”(阳历)，后蜕变为“国历”“公历”，与此对照，中国传统历法的名称，也由“夏历”(华历)蜕变为“太阴历”(阴历)、“旧历”(废历)和“农历”。在此过程中，西洋新历与中国传统历法构成了一种区隔对立的关系，甚至成为判定中国传统历法优劣的标准。政府与趋新之士为推动阳历的施行，重构了“阳历”名称中的“西方”色彩及宗教因素，使之蜕变为“世界通用”之历法，进而成为国民必须遵守的时间规则。
晚清时期，推行来自西方的阳历成为政治改革的诉求之一，但未及改历，清王朝已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宣布使用阳历。在民国初期阳历的宣传与推行过程中，面对民众习于旧历的社会心态与风俗习惯，趋新人士及政府一方面通过具体措施来扩大阳历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通过改换历法名称，以彰显新历法“革新”的意义，由此使得历法名称发生了巨大变化。1以“阳历”名称而言，在民国成立之前多以“西历”“洋历”名之，而1912年之后，则有“阳历”“新历”“国历”和“公历”等称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新标准之下，中国传统历法则被称为“阴历”“旧历”“废历”和“农历”。近代中国历法名称的变化，更展现了这一时期政治时势和社会思潮的常情与变态，对于理解近代中西历法制度交融与时间观念变动多有助益。
夷洋转换：从“西洋历”到“太阳历”
中国传统历法是兼顾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的阴阳合历，而自明末以后传入中国的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都是参考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的阳历。明末清初之际，以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迎合历法改革的需求，将当时西方天文学最新的成果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历法发展做出了贡献。1645年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进呈，得到清廷重用，并以顺治帝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刊行天下，此后钦天监依此编订的历书封面都题有“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字样。不过，由于传教士制作的“西洋新历”带有西方背景和宗教目的，引发了维护儒学地位者的强烈反对，强化了时人对中西历法的区分意识。其中，杨光先与汤若望之争更是将中西历法置于对立的境地。顺治十四年(1657)，杨光先向礼部控告汤若望，认为时宪历封面刻印“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予西洋”。康熙三年(1664)七月，杨光先再次控告汤若望，随后西洋新法被废止，历法又改回《大统历》。十二月，礼部将时宪历封面上“依西洋新法”五字拟改“奏准”二字。杨光先等人反对西洋历法以失败告终，不久清廷再度改用西洋历法。雍正三年(1725)时宪书封面“钦天监奏准”一段文字改为“钦天监钦遵《御制历象考成》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乾隆元年(1736)时宪书封面上的文字又改为“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时宪书颁行天下”。2《御制历象考成》和《御制数理精蕴》都是清廷整理和吸纳欧洲古典天文学理论的成果，作为历法编订的指导原则，3反映出西洋历算已经对中国历法产生了深入的影响。但从时宪书封面上的文字变化来看，清廷仍试图通过“钦定”历算原则，强化历法宣示正朔的功能。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在夷夏之辨的思想背景之下，时人对世界的认识框架仍是以华夏为核心，文化从内向外、由高到低的层级秩序。所以当西方历算某些方面超越了中国历法时，夷夏之辨所形成的层级秩序就受到了挑战。而通过“西学中源”的论说，认定西洋历法不过是华夏世界“礼失于野”的结果，就解决了“夏不如夷”的理论困境。如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说：“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而又窃张子(张载)左旋之说以相杂立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也。”4梅文鼎则详述中国历法传入西域的历史进程，试图证明西洋历法确实源起于中国。5由康熙敕编的《数理精蕴》也说：“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6直至魏源编订《海国图志》时仍认为“中历资西，西历异中，民时所授，我握其宗”。7尽管“西学中源”说弥补了“夷夏之辨”的缺陷，却始终无法解释技不如人的缘由。在这种情况下，时人将道器分离，提出即便技艺不如西洋，但西洋先进的观测技艺却说明了“圣人之道”的正确。所以清廷在编订历书时，天象观测与推算等方面的内容采用西法，而历注等其他社会性内容仍用旧例。《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8汤若望也认为《西洋新法历书》“所用之西法皆关推算之事，而该监辅注尚仍旧例，非西法天文实用之辅也”。9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历法在宣示正朔、构建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加之夷夏之辨的思想氛围，时人试图将“西洋历”的作用限于技艺层面，以维护华夏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也反映了人们不得不用而又心存排斥的复杂心态。由此造成了清初钦天监继续固守旧法，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天文学的最新成果，将清初之西洋新法改头换面为“中国旧法”。10
鸦片战争之后，“夷夏之辨”的世界认知框架逐渐走向崩溃，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趋新崇洋成为社会思潮，这就使得时人对西洋历法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1858年，王韬就已经认识到“中法不如西法之密”，11两年后，他在给《庚申〈中西通书〉》作序时又指出，中学西源论是“攘人之美，据为己有”。12中西交往的加强，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洋历法的认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传教士、商人及民众进入中国，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将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和历法带入中国，官方层面的条约签订、外交往来等等，需要以西洋历法作为重要参照，都在一定层面上扩展了西洋历法的使用范围。13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趋新之士，已经能较为准确地看待中西历法的差异，对西洋历的优点亦能肯定。14在这一转变中，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方维规所说：“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洋’字也逐渐获得了‘进步’和‘现代’等内涵，新的想象和观念附入了‘洋’字。”15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随着对西洋历法的了解日深，晚清时人开始从历法使用“普遍性”的角度来述论使用西洋历法的积极意义，也促使带有西方背景的“西洋历”逐渐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太阳历”转变。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解释“舍中历而取西历”的原因就说：“太阳历者，行之世界既最广，按之于学理亦极密。”161910年，梁启超又发表了《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从学理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历法与西洋历法的差异，述论使用阳历对财政预算、农事、教育等方面的便利，强调阳历不置闰月对于时间秩序构建的重要作用。17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通告，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使阳历成为官定历法，也促使“阳历”名称在更广泛层面上得以传播。梳理晚清“西洋历”(西历)蜕变为“太阳历”(阳历)的过程，其背后的思想原因十分值得分析：一是“太阳历”比“西洋历”的名称更符合历法本身的特点，且从晚清时人的述论来看，现代人的社会活动与太阳的关系更为密切，加之太阳历不隔年置闰月，反利于财政、教育、农事等的安排，从实用角度更有利于社会时间秩序的构建；二是“太阳历”或“阳历”的名称已经超越了“西洋”的地理局限，开始成为世界通用的历法，其中包含了近代国人追寻公理公例、意图富国强兵的愿望；三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以“阳历”命名的格里高利历在19世纪后期已成为全球通用的时间体系，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构建都受到这一时间体系的影响。
“与世界大同”：国历与公历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阳历成为政府主导推行的历法。但由于普通民众在知识体系和日常生活中对阳历的陌生感，阳历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和宗教色彩等，使得阳历在民初的推行面临诸多困境。1913年，《上海公报》这样描述：“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年)，其果能实行与否？无论穷乡僻壤，即号称最开通之上海，犹未能占多数。”18在这种情况下，改换阳历的名称，重构阳历的思想因素，就成为民初推行新历的重要举措之一。
将阳历的宗教内涵和使用的普遍性进行区分，是时人重构阳历思想因素的基本路径。晚清时期，康有为、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人，都受到了基督纪年方式的影响，试图模仿它在中国建立起一以贯之的纪年体系，分别提出了“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和“西周共和元年纪年”等主张。不过，在他们的述论中，将“基督纪年”及其所包含的宗教性因素视为“公理”“公例”，用以述论各自纪年主张的合理性。因而，当民初阳历推行不畅时，将宗教性因素从阳历中剥离出来，就成为时人的重要尝试。其中钱玄同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1916年10月3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就说：“夫景教之七曜日及格氏之阳历与景纪纪年有关系，吾国今日亦既承用之，何必于纪年而不用乎？若谓究是出于宗教，吾国非耶教国，与国情不合，则试问今之学校日曜日皆休业矣，曾因是而有景教臭味乎？”19由此可以看出，钱玄同并不认为使用阳历及基督纪年就意味着崇拜基督教。1919年11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集中地阐释了他将“基督纪年”改称“世界公历纪年”的缘由。在他看来，基督纪年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其逐渐超越了原有的宗教局限，成为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计时工具：“基督纪年，其始虽出于教徒之私，然后来渐渐推广到政治上，到社会上。到了现在，欧美各国无不用此。就是中国和日本虽然别有纪年，然而也兼用这基督纪年。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世界通用的纪年。基督教徒虽然也用基督纪年，可是除基督教徒以外，别种社会用基督纪年的，丝毫不含有宗教的意味。”所以在文章的最后，钱玄同就说：“基督纪年是已经为世界通用的；世界通用基督纪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中国若用基督纪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于考古、于现代应用，都是极便利的。所以说——‘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20
这一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1922年胡焕庸就说：“纪元不过计时之一种工具，期间殊无深情妙理，足以影响人者，信其教不在用其纪元，犹之用其纪元并不必信其宗教也。”21相比于清末梁启超的《纪年公理》《太阳历法议》等文章，这里着重从时间计量符号简便易行的角度来述论使用阳历之必要性，重构了“阳历”的内容意涵。
1923年，《申报》上刊登的《阳历》一文中就说：“阳历或称新历，亦曰公历。近且有名之公历者以日为主。科学上谓之‘纪年法’，各国大半用之。”22而柳亚子的“公历纪年”观念变化也极具有代表性。1923年他创办《新黎里》，第一期报头顶端的时间曾使用“夏历癸亥年二月十六日”，但第三期开始就使用“西历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而第四期则变为“公历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短短几个月时间，《新黎里》的时间标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有人批评其“使用公历不妥”，柳亚子则回应道：这一历法“因为世代流传的久远，地域使用的广普，已经渐渐成了非宗教的与非国界的公共纪元了”。231924年，赵捷先在述论纪元统一问题时也认为：“现在各国都用阳历，世界的历法总算统一了。历法所以统一的动机，固由国际上的不便，但是所以能统一的原故，实由历法的本身是一种学术，没有带着国家、政治、宗教、种族等等的采色，且从学术上的研究觉得阳历比别种历法精确些，所以能统一。”241927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的高鲁也说：“民国元年，采用此历(耶稣纪年)，谓之为公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名为国民历，绝无宗教观念。”25到了1929年，有人直接就说：“公元就是西历纪元”，“因为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公用，所以称为公元”。26从这些述论中就可以看出，“阳历”之所以能成为世人眼中的“公共历法”，就在于人们逐步去掉了这一历法原来所具有的宗教性因素。同时，我们从柳亚子遭到批判的情况也会发现，“公历”名称的使用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所以才被人视为“不平常”之举。
而“国历”名称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推动的国历运动。早在1922年钱玄同就已经提出了“国历”一词，指称“中华民国之历法”，用以对抗守旧的“满清遗老”27。但将“国历”名称扩展到整个社会，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动的“废除旧历，普用国历”运动。这次改历运动比民国之初废除阴历运动，规模更大，影响更广。1928年，为了推行国历，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定了较为详细的《实行宣传国历大纲》，就“国历是什么”“为什么要实行国历”等问题作了简要说明。在他们看来：“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历法；国历是当今最进步的历法。”之所以要推行国历，就在于“实行国历是遵行总理的遗志；实行国历对国计、民生、预算、农事都有利便；实行国历能绝灭帝王专制思想、破除迷信恶习、促进革新事业”。28特别是为了表明对孙中山衣钵的继承，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历宣传中大量增加了有关“总理遗训”的政治内容，1927年由南京国民政府时政委员会编订的《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就将历注全部改为孙中山语录。29 1930年，《中央周报》对使用国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申论道：“推行国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以表现一个新国家的新生命之确立，对于新国家之建设实含有重大意义，且国历会将节候采用在内，对于农民方面仍很便利。处今日世界，一个民族要有国际生活，如另用一历，则商业、金融、外交，均有妨碍与争执，故为国际上之需要，亦必用国历。”30综上可见，尽管国历包含了沟通中西的便利性，但更重要的是对新时间秩序及政治秩序构建的意义，也彰显了“国历”名称更为强烈的政治意涵。
“公历”与“国历”实际上指同一历法，但名称的差异仍表明两者意涵指向的区别：“国历”名称意在强调该历法为中华民国使用之历法，欲强化中华民国之权威；而“公历”的名称，正是消解了阳历的西方色彩和宗教性因素，更强调了这一历法使用的普遍性。不过，1912年孙中山在宣布使用阳历的同时，也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所以，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华民国纪年”和“国历”名称与强调世界大同的“公历”存在着内在的矛盾。钱玄同就说：“这阳历并非中华民国所专有，不过改历之初，止改月日，那年却用民国来纪，没有改从世界公历纪年。”311928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的高鲁对“国历”名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试图化解“国历”与“公历”名称的内在紧张：“国历之名称不甚恰当。国历系本国独有之历法，不如用国民历，则可以国民政府采用之解释之。”32尽管自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编订的官定历书，也都以“国民历”命名，但“国历”用以指新历法之名称已被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公历”名称日渐流行，对“国历”造成了冲击。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命令要求：“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禁用主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并于文中中国问题，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33由此可见，尽管“国历”为“阳历”的别称，“公历”也是指同一历法，但“国历”还应该包括了“中华民国纪年”这一内容，其名称蕴含的民族主义因素，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公历”名称的传播。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34这一规定也使得“公历”的名称最终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为其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11月15日，《人民日报》又以“新华社答记者问”的形式解释了采用公元纪年的缘由。其中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的意义如何？公元纪年是由耶稣基督降生而来，我们沿用这年号是否有宗教意味？”而回答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与中华民国的有名无实完全不同，所以不宜沿用中华民国的纪元。但也不宜再用一种与世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的纪年方法。公元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基督教国家所独有的，所以为了便利采用公元，并无宗教意味。”35其中特别强调公元“并无宗教意味”，实际仍承接了近代以来“公历”内涵蜕变的结果。从近代历法正名的角度而言，“公历”取代“西历”“国历”等词语，最终得以成为来自西方的格里高利历的代名词，其重要因素就在于政府为了借用这一时间工具“与世界大同”，对其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和宗教意涵进行了重构，使得这一时间体系成为中国社会时间秩序构建的基本架构。36
知识重构：阴历、旧历、废历和农历
阳历名称蜕变为“国历”和“公历”，是政府及时人构建新时间秩序的努力之一。不过，阻碍新时间体系推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深厚基础及其使用的广泛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除了通过政策法令限制或废止阴历，还试图从名称上对阴历进行重构。而这种重构则是在参照阳历名称下进行的，并与阳历、新历等名称形成了一种区隔对立的关系。
就以“阴历”名称的蜕变来看，在明末清初西洋历法进入中国后，当时人们为了区分西洋历法，将中国传统历法称为“中历”。进入晚清之后，随着人们对西洋历法的“阳历”特点认识深入，以“阳历”作为参照，“阴历”的名称才日渐流行。而中西新旧二元话语体系的形成，“阴历”与“阳历”名称日渐固化，反过来影响了时人对中西两种历法内涵的认识。中国传统历法兼顾地球绕日和月绕地球周期运动。但更多的人将阳历和阴历对立而论，如1909年陆费逵就认为：“历有两种：有以地球绕日一周为一年者，曰阳历，世界各国均用之；有以月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积十二月或十三月为一年者，曰阴历，我国用之。”37这种名称上的区分，导致时人忽略了中国传统历法作为阴阳合历的特点，且因民国建立之后新旧历法的对立而进一步固化。1912年，姚大荣便专门撰文申论“中国旧历即系阴阳合历”。381916年，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也说：“改历以来，所有文告及社会上名词，均以新历为阳历，旧历为阴历。按旧历本系阴阳合历，其称阴历者误也。盖旧历算法，每月皆应日月同宫，谓之合朔，故西人皆称中国旧历为阴历云。”39
这些例证至少说明，“阳历”名称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新历的代名词；而中国传统历法则被局限到与之相对的“阴历”框架之内，并且在阳历的参照之下丧失了原有的丰富内涵。此种情况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官定历书中有最直接的反映，历日编排以阳历为主导，一般放置于历书的上方，而阴历则附于阳历之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国历运动，新编订的官定历书甚至要删去以往历书中的朔望等内容，因为它们属于清代官定历书的“阴历”内容。40
由于“阳历”作为塑造政治权威与革新社会的重要标志，与之相对的“阴历”就成为了新秩序构建和社会革新的障碍。在清末民初主张革新历法的人看来，阳历是西方国家富强文明的重要标志，使用阳历可以让中国耳目一新，“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41，而“阴历”则是中西交通和中国进步的障碍。清末资政院议员在促请清廷使用阳历时就说：“见今各国，皆用阳历，而我独用阴历，外交内政之种种窒碍，往往由是而生。”42民初时人也认为：“阳历世界所通行，而阴历则我国所独有也。现当五洲交通时代，国际往来至繁，故因地球自转一周而成昼夜，各地时间之迟早不同，且须用标准时以求全世界或一区域之统一，何况年历岂可不去异而从同？！”43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国际体系在全球的扩展，格列高利历逐渐成为全球通用时间体系，中国要置身于这一国际体系自然需要遵从其时间秩序。所以1914年有人就说：“以欧美政治、学术、宗教同化力之强，此种历法遂能附丽而为维新之一事件。”44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愈趋于大同，不容一国立异。世上已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改用阳历，则废用旧历，实系势之所趋”。451917年，一篇题为《阳历正议》的文章说得更为具体：“南京政府毅然改用阳历，盖非无所见而然也。夫世界交通，国际间条约之订立，公牍之往来，商业之出入，银行之簿记，与夫国债之期限，先令、金镑之汇划，率以阳历为标准，讵可特异与他人？！”46从中可见，时人已经认识到推行阳历是中弱西强的结果，预设了阳历比阴历更为现代，实际上是期望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而实现富强。因此，阴阳、新旧与中弱西强的处境产生了直接关联，两者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阳历被中华民国确立为官定历法，自然就成为当政者统一时政和塑造权威的工具，而制约阳历推行的阴历就成为新秩序构建的障碍。192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在《(汉蒙合璧)中华民国十九年国民历序》中就说：“现行的国历，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于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的时候所颁定的。当时正是开国建元，与民更始的时候，第一道命令，就把几千年来历代沿用着的阴阳合历废除了，采用了世界各国大多数采用的太阳历：一面既合‘改正朔’的古义相符，一面又得到合世界从同的便利，这实在是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第一件咸与维新的大事。”47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新历”指称“阳历”所要凸显的正是这一历法对于构建新政治秩序的意义。与此对照，作为传统象征和代表的“阴历”无法满足趋新时人革新之期待，被称为“旧历”，甚至是“废历”。所以民初时人就说：“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个个要遵奉国历，个个要取消废历，才不愧尽国民的义务。因为废历已经和满清政府同时推倒，一般也没有保存的价值了。”48钱玄同说得更为极端：“民国既然改用阳历，则阴历当然是要消灭的；民间一时仍旧沿用，政府便该劝告他，阻止他的；现在反来推波助澜，把阴历的元旦、端午、中秋定为节日，那就是自己暗中取消阳历。这种心理，和袁世凯身为民国总统，要造反做皇帝，有什么两样？”49推行新历遇到阻碍，使得趋新之士的改历主张愈加极端，必欲废除旧历而后快，如1912年姚大荣就指出“中国宜专用阳历不当并存阴历”。50正是在这种取向之下，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观象台通过“查禁私历”和“删改旧历”，以实现“时政划一”的目标，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5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推行国历运动彻底禁止阴历的使用，并将使用阴历视为落后、反动的标志，甚至宣扬“彻底革命， 非实行国历废除旧历不可！”52这些做法都加剧了历法新旧对立的二元格局。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时人将“科学性”视为阳历最突出的特点，与之相对，附着了传统信仰习俗的阴历则被视为“迷信”的代表。尽管阳历与阴历各有利弊，但在清末民初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时人并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两种历法各自的优劣。1929年，正值国历运动的高潮之际，有人就说：“国历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科学的最普遍的依照地球绕日球一周为计算标准的历法，原名为古勒哥历，普遍谓‘阳历’，亦名‘新历’，今定为我国的国历。它在世界上位置的重要和方法的优良，是一般天文学家所公认的。”53更为关键的是，在时人看来，这一历法是以现代科学作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阳历“先进”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旧历附加了太多的神煞宜忌，在时人看来，使用阴历就有助长“迷信”的消极作用。1925年，《北洋画报》就指出：“我国以农立国，阳历利便农人，宜竭力推行，况破除迷信，首须从打倒阴历入手。”54从清末《时宪书变通办法十九条》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历运动”，都试图完全去除旧历所附加的迷信内容。甚至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与其他党政部门讨论编定新历书时，有人要求删除原来历书中的干支，因为五行相家可借此推断吉凶。55而南京国民政府禁止旧历，就是因为“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会典，我们要破除迷信，就要破除旧历，实行国历！”56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民国时期“废历”的形象是在“革命”“进步”的话语中构建的。57而时人也正是参照了具有“革命”“进步”和“科学”特质的阳历，对阴历名称及内涵进行了重构，形成了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就如1929年有人所说的那样：“什么叫国历？国历就是民国元年，总理任临时大总统时颁行的阳历，也叫新历；什么叫废历？废历就是阴历，俗语叫做旧历，古历，夏历的，现在大家都认为应当废除，所以称他做废历。”58“阴历”从晚清时期着重反映历法特点的名称，到民国时期逐渐被趋新之士和政府当局赋予了更多负面的含义，进而蜕变为“旧历”“废历”，被塑造成了“专制”“落后”和“迷信”的面目。这一变化过程也凸显了“阳历”以及“新历”“公历”等名称的“积极”意义。
而“农历”名称的出现，既是历法新旧之争的副产品，也是历法改革者对阴历广泛使用现实的妥协。1929年之后，随着国历运动的广泛进行，旧历被禁止使用，但对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近代中国社会而言，农业耕作仍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农民社会生活的节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一根本原因导致了阳历无法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也成为政府构建统一时间秩序的障碍。1929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内政部、教育部在印制1930年历书时，不得附载旧历。59但旧历仍被普遍使用的事实，成为历法改革者无法忽略的情况。将“旧历”改称“农历”，并对其内容进行改造，既是适应旧历无法废止的现实，也是满足农时需要的举措。
不过，在“农历”名称蜕变的过程中，二十四节气被从旧历中抽离出来，将之归为阳历的范畴，避免使用“农历”与推行“国历”的矛盾。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其中节气是阳历部分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人们围绕节气物候变化的规律，构筑了系统完整的社会生产生活知识体系。清末民初时人已经认识到如改用阳历，二十四节气相对比较固定，反更便于农事。1914年有人就说：“今改阳历，则二十四节气随月而定，既有前后不出一二日，有此定期，其于农时之便利不犹于胜阴历乎？”601919年林传甲则直言农民耕作需参照的历法就是阳历：“天时民时，皆以农时为本。太阳历本于日躔，节气即阳历也。吾国农家播种收获，皆按节气为先后，是以国人实行阳历者，莫若农家，特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耳。”61有人则更进一步，将节气从传统历法中完全剥离，“按行国历，则耕种节气，可不翻阅宪书，于农民尤便。乃智识阶级中人，犹有以废历为农历者，其见识之陋至此，殊不可解。”62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有人就尝试按照阳历编纂《二十四节气歌》，试图依照阳历重新构建“农历”的历法体系和知识体系。63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制定的《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就指出了节气在阳历中相对固定的优势，认为使用阳历对农家极为便利。64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制定了《阳历节气歌》，期望利用通俗易懂便于传唱的歌诀，将节气与阳历相结合，以构筑新的“农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农历”本身的意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蜕变为在“阳历”统筹之下、专用于农事所需的历法。所以，在全国禁止使用旧历的情况下，面向农民的农历反而可以出版发行，1929年上海市政府除了编纂国民历之外，还编纂了农历历书。651930年，浙江农业协进会编纂出版了《农家历》66。
“农历”名称的重构，是在科学与权威的视角下进行，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废止旧历以及附着于旧历之上的迷信习俗，仅仅将能够指导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纳入到“农历”中，从而构建“科学”的历法，以便与国历保持一致。从权威的角度来看，趋新之士与政府都希望在农村推行国历，以实现时政统一，强化政府的政治权威。经过重构的“农历”，尽管其名称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但依从于原有时间体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以科学的名义试图改正民众的民俗习惯，以权威的名义推行与民众生活不相协调的时间体系，反而导致了官民之间的对立，“农历”作为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实际使用中逐渐成为“旧历”的代名词。这也是西历成为“国历”，变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公历”，相对立的“中历”、“农历”蜕变为地方性及局部性的计时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过程。
余论
清末民初之际，西洋历法从外在于中国的时间架构，变成为中国社会时间秩序的主导，并成为时人眼中的“公共历法”，其中名称的转换至关重要。刘禾在考察近代中国新词语的建构时就曾指出，“创造新词语旨在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而且由此确立了自己在语言张力场中兼具中外于一身的身份”。67从这个意义上，“国历”“公历”等新词语的引入，也是趋新时人与政府试图通过改换历法名称，在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尝试。通过历法正名，为中国嵌入世界通用时间体系扫除了学理上的障碍，又凸显了中国在接纳这一时间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在中西二元话语体系中的新旧阴阳却具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交错的意涵指向。如“阳历”蜕为“国历”，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并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对西方“先进”历法的借鉴；而“公历”的世界主义指向虽更为明确，却是以消解了“阳历”的西方特色为前提，与已沦为地方性时间的中国传统历法相对立的。
从更深层次上看，全球时间标准化进程既消解了中国传统时间体系的独立性，又加剧了清末民初以来社会时间的纷歧，使得历法名称及其使用的统一问题得以凸显。正如吉登斯所言，19世纪后期开始全球时间标准化，其现代性后果之一就是地方性的历史被整合进了全球历史的时间秩序中，并成为未来“关于行动和经验的世界——历史的真实框架”。68面对强势的阳历，近人借此融入世界的愿望极为强烈，在清末就极力主张使用阳历的高梦旦，到了1933年仍旧认为：“历法为世界的，必须统一，而后便于人事。”69以标准化时间为基础所构建的现代工业、学校教育、财政预算及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成为推动中国在历法时间上趋同西方的重要因素。但清末民初历法改革导致的阴历与阳历并存，反倒使得原有的单一历法体系变成了阴阳并存的二元格局，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对此有评论说：“我国历则以年为气候之周期，月以朔望为基础，既便于农业，复可由月形知日，故自古称东洋第一历。创始于四千年以前，尤为世界最古之历，独惜平年与闰年之长，相差一月，于社会之各种筹划，及国家之各种预算，不无不便耳！”70而且阴历“一年的日数不一定，一月的日数不一定，节气也因之而不能一定，所以非但很难记忆，而且对于各方面都感到极不便当”。71两相对照之下，阳历相对固定的月份时间设置就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适应了现代社会要求时间精准、统一的趋势。所以有人就说：“历本一日不统一，时间经济之进行，即有一日之妨碍。”721926年林炯在《历法》一书中对比新历与旧历的优劣时也指出，“新历在理论上，在实用上，虽然都不是尽美尽善的历法，然而比较旧历却已便利很多”。73这些对阴历和阳历便利性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中国被纳入到全球标准时间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讨论的预设都是以强势的阳历作为参照，进而比较两种历法的优劣，而阳历的“正名”无非是要构建其在时间秩序中的主导性地位。
正是由于时人赋予历法变革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推行阳历所具有的革新作用，也使得近代中国历法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国家危亡情感诉求的结果。因而时人论述阳历的优点时，对这一异质历法体系与中国文化传统、信仰习俗之间的冲突，并无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在趋新崇洋的背景之下，反思西历使用困境的文章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晚清时期，刘锡鸿就指出“西历不应天象”74，不过此论多被视为守旧之论。1911年，宋教仁系统批判了历法改革中“过崇西制之弊”，在他看来：“中历者，盖贯东西通阴阳而皆适用者也。”而西历“徒知以太阳躔度为本，仅用意于成岁之法，而成月之法，则不过以人为的标识，为之配定，称曰某某，实则绝无何等天然的分别；其标识之法，既与‘月’之作用无关，而吾犹名之曰‘月’，称呼亦已不正，又弦望晦朔，其便民利用，亦无减于一岁四季节候之代谢，彼则于此绝无纪序，与其所谓月者，异轨而进，尤足生不便之感，至谓其不置闰月，无有气候迟速差异之事，亦未必然；彼之推算，每四年仍不能不置一闰日，且犹有不尽之奇零，与二三年必置闰月者，仅有程度之异，犹五十步之与百步；气候迟速，亦不能使之年年岁岁无一日差，更不可沾沾以此为辩护之口实，故其制度原不能称为绝对的完善”。751931年，谭云山在《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一书中也说：“于今是白人的世界，同时也就是中国倒霉的世界。似乎凡是白人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历法也就逃不出这一个厄运。其实，平心而论：西历比中历，也没有十分优长之处，甚或有不及者，反之，中历比西历也不是十分短拙，甚或有过之者。”76俞金尧、洪庆明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标准时间和地方时间的分析，发现两者有并行共存的可能性。77不过近代中国面对全球标准时间不断扩张的大势，以及国人革新社会的强烈诉求，有关中国历法的理性言论并未得到时人足够重视。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晚清民国时期历法名称改换，政府与民众在历法使用、名称改换上呈现出对立之势。民国初期，阳历成为官定历法，但阴历在民间畅行无阻，1914年北京政府试图通过设春夏秋冬四节，以协调阳历与阴历差异所造成的时序混乱。对此刘大鹏就评价说：“民国改行阳历，与阴历大差，而见民间习惯久远，莫能遵行阳历，仍旧而行，不得已乃名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以顺时序而协舆情。”78但阴历与阳历并行导致“时政不一”的结果，又对当政者政治权威的构建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1923年，中央观象台在官定历书中删除阴历，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时政划一”的目标，但效果不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试图通过政府强力手段禁止阴历的使用，并通过重构影响极其广泛的历书知识体系，以收到革新历法的效果。对此有人就说：“这种命令颁到各处之后，城市地方尚有遵从的，说到乡间，好像没有知觉，那就很少遵行了。”79就官定历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言，其内容实际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精英分子试图将新知识传输给普通民众，但这些内容“与大多数民众的实际可能很遥远了”，无法提供“民众每日都需要的那些支撑信心、解决问题的知识”。80这也是民国时期政府及趋新时人通过改换历法名称，也未能推动阳历及按照阳历制作的历书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政府强行改换历法名称和禁止使用旧历，又强化了阴历与阳历等名称的对立，使得人们在认识中国历法变化时，捉襟见肘：被重构的历法名称难以涵盖历法本身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其中阴历的名称与实际之间难以完全吻合，甚至影响了后人对中国传统历法的理解。今天我们在谈及阴历名称时，仍然面临此种困境。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历法的正名运动，并非呈现出线性的演化更替进程，时至今日，公历、阳历、阴历、农历等历法名称仍然被广泛使用，尽管已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但各自仍有较为清晰的论域范围和内容指向。这也是近代历法“正名”运动留下的遗产。
注释
1现有对晚清民国历法变革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左玉河和湛晓白的研究较为系统，侧重新历法制度的构建和推广。可参见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改历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历法名称改换，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已有成果主要梳理了世纪、星期、公元纪年等名称及其意涵的蜕变，参见雷海宗：《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义及中文译名问题》，《历史教学》1956年第6期；严昌洪：《世纪的觉醒——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的变迁》，《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吴燕：《“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第3期；湛晓白：《从礼拜到星期：日常休闲、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史林》2017年第2期等。不过，历法名称改换不仅与历改的具体过程相关，而且涉及近代中国历法知识体系的重构，还关系到历法使用过程中民俗习惯的对接、改造与接受，对这些方面的整体研究仍有较大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从整体上考察西洋历法名称在近代中国的阶段性蜕变，以及时人对这一历法内涵的重构，并探讨在全球标准时间体系扩展下西洋历法对中西历法名称对立的塑造作用。
2《清会典事例》卷1104《钦天监》，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11册，第1055—1056页。
3有研究者指出：“《西洋新法历书》改变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法使用的代数学体系，采用西方天文学家第谷创立的几何天文历法算法体系，引进了西方新的关于地球、太阳、五星的概念、运动计算方法。”而《御制历象考成》整理了欧洲古典天文体系的全部理论，比《西洋新法历书》体系更为清晰，逻辑性更为完备。参见卢经：《清代时宪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纪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90周年》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0—335页。
4王夫之：《船山思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5梅文鼎：《历学疑问补一》，《梅氏丛书辑要》卷49，乾隆二十四年承学堂刊本，第3页。
6清圣祖敕编《数理精蕴》上编，卷1《周髀经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第8页。
7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81页。
8《西学·四库全书提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69，道光七年刻本，第29页。
9汤若望：《民历铺注解惑》，《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1040册，第15页。
10史玉民：《清钦天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1年，第78页。
11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王韬日记(修订本)》，汤志钧、陈正青校订，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88页。
12王韬：《庚申〈中西通书〉序》，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13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4程俊俊、吕凌峰：《晚清出洋知识分子对西历的态度》，《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
15方维规：《“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7页。
17沧江(梁启超)：《改用太阳历法议》，《国风报》第1卷第4期，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
18《实行阳历之研究》，《上海公报》第2期“纪录”，1913年1月16日，第38—39页。
19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293页。
20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1日。
21胡焕庸：《纪元问题》，《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4月。22《阳历》，《申报》1923年11月6日，第19版。
23YT(柳亚子)：《公历问题》，《新黎里》第23期，1924年4月16日。
24赵捷先：《纪元之研究：统一纪元之商榷》，《浙江一中周刊》第26期，1924年5月19日。
25高鲁：《国民历释疑》，《中国天文学会会报》第4期，1927年。
26刘大白：《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例言”，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27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489—490页。28《实行宣传国历大纲》，《中央周报》第30期，1928年12月31日。
29中华民国大学院监定《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国民政府颁布1927年。
30《中央积极推行国历》，《中央周报》第104期，1930年6月2日。31钱玄同：《随感录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32陈展云：《最近一年内中国之改历运动及普及国历运动》，《中国天文学会会报》第5期，1928年。
33《咨各省、市政府：咨请转饬各出版品发行各种书刊封面等概不准用主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八日)》，《内政公报》第7卷第10期，1934年3月9日，第466页。
3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35《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5日，第1版。
36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的变迁》，《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37陆费逵：《改用阳历》，《教育杂志》第1卷第2期，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38姚大荣：《改历刍议》，《中国学报》第2期，1912年12月。
39曙青(高鲁)：《晓窗随笔》，《观象丛报》第1卷第12期，1916年6月。
40朱文哲：《科学与“党义”：国民历编订的争论及其意蕴》，《人文杂志》2018年第7期。
41《内务部关于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通谕》，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4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400页。
43星实：《阳历与阴历优劣之比较》，《申报》1923年1月27日，第20版。
44皕诲：《阳历与农时》，《进步》第7卷第2期，1914年12月。
45桑世杰：《历法浅说》，《科学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1929年5月。
46周承恩：《阳历正议》，《青年进步》第5期，1917年7月。
47蒋梦麟：《(汉蒙合璧)中华民国十九年国民历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编制《中华民国十九年国民历》，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颁布，1929年。
48YT(柳亚子)：《国历和废历》，《新盛泽》1924年2月1日。
49钱玄同：《随感录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29页。
50姚大荣：《改历刍议》，《中国学报》第2期，1912年12月。
51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52《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30期，1928年12月31日。
53青实：《科学的国历(新历)》，《华北日报·科学周刊》1929年12月27日，第10版。
54《关于阳历》，《北洋画报》第6卷第265期，1929年1月5日。
55《天文研究所召集之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第二次会议记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1卷第9期，1930年3月。
56《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30期，1928年12月31日。
57吴燕：《“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第3期。
58华冕：《国历与废历》，《河南教育》第1卷第20期，1929年5月。
59《训令：第三三二七号(十八年七月十六日)：令内政、教育部：为令饬以后历书不应再附旧历通行遵照由》，《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8期，1929年8月，第84—85页。
60皕诲：《阳历与农时》，《进步》第7卷第2期，1914年12月。
61林传甲：《大中华京师地理志》，中国地学会1919年版，第10页。
62郑丰稔：民国《云霄县志》卷5“礼典”，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影印本，第6页。
63对二十四节气歌的梳理，可参阅张隽波：《二十四节气歌形成时间及流变路径初探》，《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
64《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30期，1928年12月31日。
65《上海特别市政府训令第一六四二号：令社会局：为令知从速编印市农历书由》，《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市政公报》第31期，1929年9月20日，第9—10页。
66浙江农业协进会编《农家历》，新学会社1930年版。
67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5页。
6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69高梦旦：《十三月新历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2页。
70蔡钟瀛：《太阳历与太阴历》，《东方杂志》第12卷第7号，1915年7月。
71华冕：《国历和废历》，《河南教育》第1卷第20期，1929年5月。
72于长缨：《阴阳历在经济上之价值》，《经济汇报》第2卷第1期，1923年5月。
73林炯：《历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51页。
74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75宋教仁：《历法平议》，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4—275页。
76谭云山：《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大陆印书馆1931年版，第39页。
77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7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79芝：《实行阳历废去阴历的关系》，《农民》第4卷第28期，1929年3月1日。
80葛兆光：《时宪通书的意味》，《读书》199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章原刊：《史林》2019年第6期。
来源：《史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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